● 专访全球最大生物质发电集团掌门人

  National Bio Energy: forthgoer of biomas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China

  ■《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 谭姝 唐玲

  由于全球面临的化石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危机,使世界各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关注可再生清洁能源。寻找和推动可再生清洁能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生物质能源就是其中一种。在很多国家,生物质能源甚至成为超过信息产业的国家支柱产业。在瑞典,25%的能源需求已被生物质能源取代,到2020年,瑞典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依赖石油的国家。在巴西,50%的汽油已被生物质能源甘蔗乙醇替代。在中国,尽管生物质能源的出现和发展比太阳能、风能要早,但其发展却不及太阳能、风能那般快速。“中国生物质资源浪费严重,每年至少有2亿吨生物质资源在田间焚烧或丢弃,按电厂目前每吨300元的收购价格计算,直接损失达600个亿!如果这些生物质资源转化为电能,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为中国县域经济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与热力,并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作用。”国能生物发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生物”)董事长蒋大龙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专访时以切身体会坦言。为了和时间赛跑,与浪费抢资源,国能生物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在短短5年间,把国能生物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发电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专业化公司,共建设了35家生物质发电厂,其中23家已投入运营,总计向社会输入绿色电力79.4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0万吨、为农村提供了约6万就业岗位、使农民从秸秆销售中获得额外收入达32亿元

  是企业家的眼光开创了中国可再生清洁能源事业,是金融投资机构的资金给力推进了中国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加速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蒋大龙为什么会选择生物质能作为创业的金砖?在他内心始终不渝坚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凭什么能够融到国内外权威金融机构的资金?机遇之神缘何会光顾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

  率先“试水”生物质发电

  蒋大龙告诉记者,他小的时候,家乡的天是湛蓝的,河水是清澈的,空气是新鲜的。他放学回家后总喜欢依偎在奶奶身边,看着奶奶烧秸秆煮饭。他由此对秸秆情有独钟。20世纪70年代末,青年时代的他和所有人一样,开始经历与污染排放相伴的“中国制造”进程。这一从城市到乡镇的“工业化”城市经济发展阵容,使湛蓝的天空渐渐变得浑浊了,清澈的河流变成了污水沟,农村许多家庭取暖做饭改用煤球或更方便的煤气罐,使得越来越多的秸秆在田间直接焚烧,狼烟四起,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对一位从农村走进大城市白领阶层的他来说,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冲动:什么时候能让家乡的天、家乡的水、家乡的空气回归到他童年时记忆中的那般美丽?

  20世纪90年代初,他到瑞典攻读企业管理。正是这段海外留学经历,让他有幸成为中瑞投资促进的“使者”。1996年,他陪同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瑞典,参观了一家以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厂。当时,这家瑞典企业的老总介绍说:“秸秆和林业废弃物是最好的生物质燃料,经过先进的高温高压锅炉可转化成稳定的绿色电力,农民出售生物质燃料可以增加收入,发电后的灰处理之后可以变成有机肥”。这家瑞典企业和这位老总的一席话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还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把这个项目带到中国去,弄到自己家乡去,让家乡的秸秆变成清洁能源。

  随后,他就生物质能的市场前景咨询了他在沃尔沃公司做高级顾问时的同事特罗根(Karl Erling Trogen)先生(目前他是龙基电力的董事)。特罗根先生非常坚定地告诉他,生物质能行业未来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

  在经过深入调查后,蒋大龙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抉择——转行做可再生能源事业。因为在蒋大龙看来,环境可持续性是实现全球未来强劲发展的关键。他决定在中国创立一个从事可再生能源事业的世界领先公司,并把奋斗目标瞄准国人非常陌生的生物质能,义无反顾地一干就是8年!

  蒋大龙告诉记者,本世纪初,中国还没有企业拥有生物质能这项先进技术。全球最先进的生物质能技术公司在丹麦百安纳(Bioener)公司手里。为了引进生物质燃烧发电技术,填补中国国内此项技术的空白,他在当时中国驻丹麦特命全权大使甄建国的帮助下,一次次游说百安纳的股东们。他对百安纳股东们说:“丹麦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全丹麦的种植面积才有6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如我山东老家一个省的种植面积(45万平方公里)。而且,我们老家有6000万农民,光农民人数就是你们国家的10倍。你把这么好的技术留在丹麦不给中国,那不糟踏了?况且,中国离丹麦这么远,我们两家企业之间也不会产生竞争。”凭借三顾茅庐的精神,百安纳股东终于被蒋大龙的执著打动了。